宋儒每苛绳太宗，谓其治杂于夷，拟之三代。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意安在？诚至言也。谓其三纲不正，规模不及汉高，岂笃论哉？高祖自沛公诛暴逆，遂有天下。夷秦灭项，东西续炎，所谓天授，非人力也，亦适有天幸耳。太宗则事事尽合乎人，以求合乎天者。读《贞观政要》之书，观世南圣德之论，披师古王会之图，聆未央一家之语，其揆文奋武，经论设施，岂轻儒善骂、薄《诗》《书》而袭秦故者所能望其肩背乎？若云汉之大纲为正，吾不知分羹于前，拥彗于后，所谓父子者何如？韩彭菹醢，八王存一，所谓君臣者何如？楚舞为若，食其侍后，所谓夫妇者何如？一传而吕氏称制，数传而祸水灭火，文母归新，其所谓规模者又何如也？太宗虽显德受位，诚非得已。瀛洲烟阁，卒全始终。女则流传，入宫得佐。迹其畏义好贤，屈己从谏，刻厉矫揉，与治同道，亦可谓勉强而行矣。若夫《帝范》之作，有可明示子孙者，曰“吾之深过，勿以为是”。有不可明示子孙者，曰“不善之多，美善多愧”。太宗之失，皆自知之，可不谓明乎？至于雉奴难守社稷，妩媚已居后宫。所能者、人所不能者，天也。天之所命，人不能违。何独以天授盛称高祖，以人事刻求太宗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