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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坤舆典

 第一百十二卷目录

 建都部总论一
  管子〈乘马篇 度地篇〉
  白虎通〈京师〉
  朱子全书〈地理〉
  大学衍义补〈都邑之建〉
  图书编〈论北龙帝都垣局 论中龙帝都垣局 论南龙帝都垣局〉

坤舆典第一百十二卷

建都部总论一

《管子》《乘马篇》

凡立国都,非于太山之下,必于广川之上;高毋近旱,而水用足;下毋近水,而沟防省;因天材,就地利,故城郭不必中规矩,道路不必中准绳。

《度地篇》

昔者桓公问管仲曰: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,其何如而可。管仲对曰:夷吾之所闻,能为霸王者,盖天子圣人也,故圣人之处国者,必于不倾之地,而择地形之肥饶者,乡山左右,经水若泽。内为落渠之写,因大川而注焉。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,养其人以育六畜。天下之人,皆归其德而惠其义。乃别制断之。不满州者谓之术。不满术者谓之里。故百家为里,里十为术,术十为州,州十为都,都十为霸国。不如霸国者国也,以奉天子,天子有万诸侯也,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。天子中而处,此谓因天之固,归地之利。内为之城,城外为之郭,郭外为之土阆。地高则沟之,下则堤之,命之曰金城,树以荆棘,上相穑著者,所以为固也。岁修增而毋已,时修增而毋已,福及孙子,此谓人命万世无穷之利,人君之葆守也。臣服之以尽忠于君,君体有之以临天下,故能为天下之民先也。此宰之任,则臣之义也。

《白虎通》《京师》

王者必即土中者。何所以均教道,平往来,使善易以闻,为恶易以闻,明当惧慎,损于善恶。《尚书》曰:王来绍上,帝自服于土中,圣人承天而制作。《尚书》曰: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,相宅周家,始封于何,后稷封于邰,公刘去邰之邠。诗云:即有邰家室。又曰:笃公刘。于邠斯馆。周家五迁,其意一也。皆欲成其道也。时宁先皇者不以诸侯移,必先请从,然后行。京师者何谓也。千里之邑号也。京大也,师众也。天子所居,故大众言之,明诸侯法,日月之经千里。《春秋传》曰:京曰天子之居也。王制曰:天子之田,方千里。或曰:夏曰夏邑,殷曰商邑,周曰京师。《尚书》曰:率割夏邑,谓桀也。在商邑,谓殷也。《王制》曰:天子三公之田视公侯,卿视伯,大夫视子、男,士视附庸。上农夫食九人,其次食八人,其次食七人,其次食六人。下农夫食五人,庶人在官者,以是为差也。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,禄足以代其耕也。中士倍下士,上士倍中士,下大夫倍上士。卿,四大夫禄,君十卿禄。次国之卿,三大夫禄,君十卿禄。小国之卿,倍上大夫禄,君十卿禄。天子之县内,有百里之国九,七十里之国二十一,五十里之国六十三,凡九十三国。名山大泽,不以封。其馀以禄士以为閒田。诸侯入为公卿,大夫得食两家菜,不日有能。然后居其位,德加于人。然后食其禄,所以尊贤重有德也。今以盛德人辅佐两食之何。《王制》曰:天子县内,诸侯禄也,外诸侯嗣也。天子太子食菜者,储君嗣主也。当有土以尊之也。太子食百里,与诸侯封同。故《礼》曰:公士大夫子子也,无爵而在大夫上,故百里也。公卿大夫皆食菜者,示与民同有无也。

《朱子全书》《地理》

冀都是正天地中间,好个风水。山脉从云中发来,云中正高脊之处。自脊以西之水,则西流入龙门西河;自脊以东之水,则东流入于海。前面一条黄河环绕,右畔是华山耸立,为虎。自华来至中,为嵩山,是为前案。遂过去为泰山,耸于左,是为龙。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。江南诸山及五岭,又为第三四重案。
上党即今潞州,春秋赤狄潞氏,即其地也。以其地极高,与天为党,故曰上党。上党,太行山之极高处。平阳晋州蒲坂,山之头尽,尧舜之所都也。河东河北诸州,如太原晋阳等处,皆在山之两边窠中。山极高阔。山后是忻代诸州。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。又问:平阳蒲坂,自尧舜后何故无人建都。曰:其地硗瘠不生物,人民朴陋俭啬,故惟尧舜能都之。后世侈泰,如何都得。东南论都,所以必要都建康者,以建康正诸方水道所凑,一望则诸要害地都在面前,有相应处。临安如入屋角房中,坐视外面,殊不相应。武昌亦不及建康。然今之武昌,非昔之武昌。吴都武昌,乃今武昌县,地势迫窄,只恃前一水为险耳。鄂州正今之武昌,亦是好形势,上可以通关陕,中可以向许洛,下可以通山东。若临安,进只可通得山东及淮北而巳。
问:本朝建国,何故不都关中。曰:前代所以都关中者,以黄河左右旋绕,所谓临不测之渊是也。近东独有函谷关一路通山东,故可据以为险。又,关中之山,皆自蜀汉而来,至长安而尽。若横山之险,乃山之极高处。本朝则自横山以北,尽为西夏所有,山河之固,与吾共之,反据高以临我,是以不可都也。
建康形势雄壮,然欲进取,则可都建康;欲自守,则莫若都临安。

《大学衍义补》《都邑之建》

《书·禹贡》曰:冀州。
蔡沈曰:冀州,帝都之地。八州皆言疆界,而冀不言者,以馀州所至可见。亦所以尊京师,示王者无外之意。
臣按《朱熹语录》:冀都正是天地中间,好风水。山脉从云中发来,云中正高脊处。自脊以西之水,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;自脊以东之水,则东流入于海。前面一条黄河环绕,右畔是华山。自华山来至中,为嵩山,是为前案。遂过去为泰山,耸于左,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。江南诸山,为第三重案。观是言也,则知古今建都之地,皆莫有过于冀州可知矣。虞夏之时,天下分为九州。冀州在中国之北,其地最广,而河东、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一。舜分冀为幽、并、营,幽与并、营皆冀境也。就朱子所谓风水之说,观之风水之说,起于郭璞谓无风以散之,有水以界之也。冀州之中,三面距河处是为平阳、蒲坂,乃尧舜建都之地。其所分东北之境,是为幽州。太行自西来,演迤而北,绵亘魏、晋、燕、赵之境。东而极于医无闾,重冈叠阜。鸾凤峙而蛟龙走,所以拥护而围绕之者,不知其几千万重也。形势全,风气密,堪舆家所谓藏风聚气者,兹地实有之。其东一带则汪洋大海,稍北乃古碣石沦入海处,稍南则九河既道所归宿之地。浴日月而浸乾坤,所以界之者又如此,其直截而广大也。况居直北之地,上应天垣之紫微。其对面之案,以地势度之,则泰岱万山之宗正,当其前也。夫天之象以北为极,则地之势亦当以北为极。易曰艮者,东北之卦也,万物之所以成终而成始也。艮为山水,为地之津液,而委于海。天下万山皆成于北,天下万水皆宗于东。于此乎建都,是为万物成终成始之地,自古所未有。盖天造地设,藏之以有待者也。我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兹,既而入正大统,乃循成王宅洛故事,而又于此建都焉。盖天下王气所在也。前乎元而为宋,宋都于汴。前乎宋而为唐,唐都于秦。在唐之前,则两汉也,前都秦而后都洛。然皆非冀州境也。虽曰宅中图治,道里适均,而天下郡国,乃有背之而不面焉者。我朝得国之正,同乎舜禹;拓地之广,过于汉唐。书所谓东渐西被朔南,暨声教讫于四海,仅再见也。猗欤盛哉。孔子曰: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易曰:离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。圣人南面而听天下,向明而治。夫以北辰为天之枢,居微垣之中,而受众星之环拱,天之道固在北也。天之道在北,而面之所向则在乎南焉。今日京师居乎艮位,成始成终之地,介乎震坎之间,出乎震而劳乎坎,以受万物之所归,体乎北极之尊向乎。离明之光,使夫万方之广,亿兆之多,莫不面焉。以相见则凡舟车所至,人力所通者,无不在于照临之中。自古建都之地,上得天时,下得地势,中得人心,未有如今日者也。况此乃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,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。牧之言曰:禹画九州,一曰冀州,舜以其分太大,离为幽州。其人沈鸷,多材力,重许可,能辛苦,本兵矢,他不能荡而自若也。复产健马,下者日驰二百里。所以兵尝当天下,则其兵马之彊在昔然矣。且其地濒大海,在秦始皇时起黄、琅琊负海之粟,转输北河。是时海运固已通于兹矣。唐杜甫谓渔阳豪侠之地,云帆转辽海,粳稻来东吴,则唐时又通东吴之粟于此焉。前元盛时,漕东南粟至燕,岁几至四百万石,而南方之货亦随以至是。盖天生钜海,以为国家餫道,不假通渠转漕,自然而成者也。则其食货之丰,有非他方可及可知已。夫兵食俱足,文武并用,向明以用文而临乎华夏,则有以成文明之化;背幽以建武而禦乎戎狄,则有以张震叠之威。臣故曰自古建都之地,上得天时,下得地利,中得人心,皆莫有如今日者,此也。虽然,居之安者不可不思其危,享全盛者不可不为衰微之虑。诗不云乎殷鉴不远,在夏后之世。自昔都燕者,始于召公而极于金元。然上不足以当天心,下不足以
乘地气。而其事势,则有可为鉴戒者焉。金人之祸在北狄,所谓土崩之势者也。元人之祸在中国,所谓瓦解之势者也。鉴金人之失,则必固边圉,选将帅,强兵马,丰食货,使国势壮而边隅不敢兴窥伺之心。鉴元人之失,则必谨法度,用贤才,省刑罚,薄税敛,使朝纲正而生灵不敢萌背畔之念。如此则国家如泰山之安,与天地相为悠久矣。

召诰:惟二月既望,越六日乙未,王朝步自周,则至于丰。惟太保先周公相宅。越若来三月,惟丙午朏。越三日戊申,太保朝至于洛,卜宅。厥既得卜,则经营。越三日庚戌,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。越五日甲寅,位成。若翼日乙卯,周公朝至于洛,则达观于新邑营。越三日丁巳,用牲于郊,牛二。越翼日戊午,乃社于新邑,牛一、羊一、豕一。越七日甲子,周公乃朝用书,命庶殷侯、甸、男、邦伯。
蔡沈曰:周,镐京也,去丰二十五里,文武庙在焉。成王至丰,以宅洛之事告庙也。成王在丰,使召公先周公行,相视洛邑。召公于丰迤逦而来也。卜宅者,用龟卜择都之地。既得吉卜,则经营规度其城郭、宗庙、郊社、朝市之位。位成者,左祖右社,前朝后市之位成也。周公至,则遍观新邑所经营之位,郊祭天地也,故用二牛,社祭用太牢礼也。皆告以营洛之事。《春秋传》曰:士弥牟营成周,计丈数,揣高低,度厚薄,仞沟洫,物土方,议远迩,量事期,计徒庸,虑材用,书糇粮,以令役于诸侯。亦此意。又曰:《左传》曰:武王克商,迁九鼎于洛邑。《史记》载武王言:我南望三涂,北望岳鄙,顾瞻有河粤,瞻洛伊毋远。天室营周,居于洛邑。而后去则宅洛者,武王之志,周公成王成之,召公实先经理之。洛邑既成,成王始政。召公因周公之归,作书致告达之于王。其书拳拳,于历年之久,近反复乎夏商之废兴。究其归,则以諴小民,为祈天命之本,以疾敬德为諴小民之本。一篇之中,屡致意焉。古之大臣,其为国家长远虑,盖如此。

洛诰:惟三月哉生魄,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。四方民大和会。侯甸男邦、釆卫百工、播民和见士于周。周公咸勤,乃洪大诰治。
吕祖谦曰:斧斤版筑之事,亦甚劳矣。而民大和会,悉来赴役;即文王作灵台,庶民子来之意。

周公拜手稽首,曰:朕复子明辟。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。我卜河朔黎水。我乃卜涧水东、瀍水西,惟洛食。我又卜瀍水东,亦惟洛食。伻来以图,及献卜。
蔡沈曰: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辞。拜手稽首者,史记周公遣使之礼也。成王命周公往营成周,周公得卜,复命于王也。涧水东,瀍水西,王城也,朝会之地。瀍水东,下都也,处商民之地。王城在涧瀍之间,下都在瀍水之外,其地皆近洛水,故两云惟洛食也。
陈大猷曰:成王实都镐京,特往来朝诸侯,祀清庙于洛。故镐京谓之宗周,以其为天下所宗也。洛邑谓之东都,又谓之成周,以周道成于此也。洛邑,天下之至中;丰镐,天下之至险。成王于洛邑定鼎,以朝诸侯,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气,宅土中以涖四海,其示天下也。公于镐京定都,以壮基本,所以据天下形胜,处上游以制六合,其虑天下也远。汉、唐并建两京,盖亦识形势之所在,而有得于成王周公之遗意欤。
臣按:此古人都洛之始,而并建两京者,亦始于是焉。夫武王得天下,都于丰镐。成王继其志,即有宅洛之举。亦犹我太祖建都于吴,而太宗继之,又建都于燕也。成周之后,汉、唐、宋皆并建两京。然汉唐皆以长安为西京,洛阳为东京,宋以汴为东京,洛为西京,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远也。惟我朝则以南北为称,盖跨江南、北而各为一大都会也。仰惟我高皇帝定鼎金陵,天下万世之大利也。文皇帝迁都金台,天下万世之大势也。盖财赋出于东南,而金陵为其会;戎马盛于西北,而金台为其枢。并建两京,所以宅中图治,足食足兵,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。用东南之财赋,统西北之戎马,无敌于天下矣。

《诗·文王有声》其二章曰:文王受命,有此武功,既伐于崇,作邑于丰,文王烝哉。其七章曰:考卜维王,宅是镐京,维龟正之,武王成之,武王烝哉。
朱熹曰:此诗言文王迁丰,武王迁镐之事。
朱熹曰:大命自文王而始集,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。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,作丰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则人心服,有以立天下之本则人心归,此文王所以克君也。又曰:武王之迁镐,非以徇一已之私也。必考之于卜,以定其宅焉。惟龟为能致其决,惟武王为能成其事,则武王之迁,固将上以承天意,下以顺民心,前以成先王之志,后
以开无穷之基。信乎。其克君也哉。
臣按:周家自后稷居邰,公刘居豳,太王邑岐,而文王始营镐邑。至于伐崇,又作丰邑居之。武王又于丰旁近地二十五里,制为镐京。盖其所以迁者,以势益大,人益众,不足以容之故也。盖当强盛之时,而为迁都之举,非若后世衰微,而后迁也。是故自邰而豳而岐而丰而镐,而又宅洛,此周家所以日盛也。至于平王东迁,则沦于衰微矣。窃尝论之迁都之举,惟可于方盛之时。至衰微而迁都,未有能复兴者也。观诸东周、东晋、南宋,可见矣。惟光武迁洛,则是中兴,非衰微也。

《商颂元鸟之篇》曰:邦畿千里,惟民所止,肇域彼四海。
朱熹曰:言王畿之内,民之所止不过千里,而其封域则极乎四海之广也。
严粲曰:京师,诸夏之本,王圻之内。人心安止,则四海之大,皆在统理之内也。
臣按:先儒谓王畿自西自东,自南自北,皆千里也。千里之内为畿,是皆声明文物之所萃,衣冠礼乐之所会。为钧天帝居之尊,非复陋邦僻壤之比。农愿耕于其野,商愿出于其涂,贾愿藏于其市,咸得吾所当止之地也。岂不犹大学之止于至善乎。故曾子传大学,首引此诗,以释在止于至善之义,有由然也。

殷武之五章曰:商邑翼翼,四方之极,赫赫厥声,濯濯厥灵,寿考且宁,以保我后生。
朱熹曰:商邑,王都也。言高宗中兴之盛。
辅广曰:高宗中兴王都,始复翼翼然。为四方之仪表,是盖有使之然者矣。不独是也,又有赫赫然风声之盛,濯濯然威灵之光,此高宗所以享国长久,而又有以保安其后嗣子孙也。
臣按:京都为四方之极,亦犹紫宫为周天之极也。有京师以为四方之极,有帝王以建惟皇之极,则其所以赫赫厥声,濯濯厥灵者。有以耸万国之观瞻,为万民之仪表,传之于千万世而无穷矣。

《周礼》:惟王建国,辨方正位,体国经野,设官分职,以为民极。
郑元曰:建,立也,周公相成王,营邑于土中,是为雒邑。
吴澄曰:周公居摄,营邑于洛中。七年致政,成王使居雒邑,治天下而立国都焉。辨,别也,别东西南北之四方,正祖社朝市之位。体犹分也,经犹画也,体国者,分营其国之宫城门涂,犹人身之有四体。经野者,画治其野之丘甸、沟洫,如织之有经纬也。设官者,谓设置冢宰、司徒之官。分职者,谓分辨掌治掌教之职。为民极者,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,不失其所也。
叶时曰:周公所以为民立极者,惟在王畿方位,国野官职之中。盖王畿立而后根本定,方位设而后等级明,国野分而后疆理正,官职举而后纲目张。民极之立,孰有大于此者。
臣按:天生民而立之君,君之为君,必有所止。而示法则于上,而施政教于下,使天下四方,咸面内而环拱之,如众星之于北极焉。君建皇极于上,所以为民极于下也。所以为民极者,其本在于一人之身。然一人之身,必有所居止之所。其所居止,必于地大人众之处,四方道里适均之中,而建其国都焉。国都之建,不徒建也。必辨其方,东西南北、前后左右,于此而取正也。必正其位,左祖右社,前朝后市,于此而定制也。国焉而体之何者。为内朝何者。为外朝之类野焉而经之。九夫为井,四井为邑之类。所设之官,自六卿至于百执事。所分之职,自掌邦治至于掌邦土。凡若此者,虽若以奉君,实则为民而为之立极也。极者何。先儒谓极犹北极之义,标准之名,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。极立于此,是以近而乡遂远,而侯国又远。而荒服之外来朝觐者,于焉而合瑞;封爵土者,于焉而受命;有才能者,于焉而献艺;为政教者,于焉而质正;有讼狱者,于焉而取决。所以然者,极建于此也。

《大司徒》:以土圭之法测土深,正日景以求地中,日至之景,尺有五寸,谓之地中。天地之所合也。四时之所交也。风雨之所会也。阴阳之所和也。然则百物阜安,乃建王国焉。制其畿方千里,而封树之。
凡建邦国,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。
郑元曰:土圭,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。
臣按:洛诰所谓自服于土中,盖以洛邑在周时为中国之中,四方道里适均,故于此宅中图治以定四海之民也。作周礼者,见其中于中国,故为天地所合,四时所交,风雨所会,阴阳所和之说。盖盛称华夏之地,居地势之中,得天气之正,时序正而寒暑不过甚,风雨时而收穫有定期。非若偏方僻壤,节候不正,而时气之大寒大暑,物生不常,而收穫
之或早或晚也。中国皆然,而洛邑乃其要会焉,故为此说耳。虽然自三代以前,则洛为中国之中。以今天下观之,则南北袤而东西蹙,则其所谓中者,盖在荆襄之间。也朱子曰:岂非天旋地转,闽浙反为天地之中。闽浙在东南海尽处,难以为中,朱子盖以声明文物,通论天下,非论地势也。

土方氏掌土圭之法,以致日景,以土地相宅,而建邦国都鄙。
郑元曰:致日景者,夏至景尺有五寸,冬至景丈三尺。其间则日有长短,土地犹度地知东西南北之深,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。
臣按:大司徒凡建邦国,以土圭度其地。而土方氏掌土圭之法,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。盖大司徒掌建邦国,乃国家之大事。辨方正位,体国经野,其事非一。而用土圭以致日景,以求地中,特其中之一事尔。大司徒总其凡,土方氏专其事,有事之时,用其所职以辅相司徒也。

匠人建国,水地以县。置槷以县,视以景,为规识日出之景,与日入之景,昼参诸日中之景。夜考之极星。以正朝夕。
匠人营国,方九里,旁三门。国中九经。九纬,经涂九轨,左祖右社,前朝后市,市朝一夫。
郑元曰:国中,城内也。经纬,谓涂也。经纬之涂,皆九轨积七十二尺。
王昭禹曰:先王建国,必先于辨方正位,是以匠人置槷,视景必正地中。以天地之所合,四时之所交,风雨之所会,阴阳之所和,于是乎建王国也。然其置槷,必先水地以县,使所直之臬必平而直。然后可以正日景也。水莫动则平,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势。绳垂之而坠,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。以绳取其直,又以水取其平,然后于所平之地置臬也。尔雅曰:在地者,谓之臬所。谓槷则臬也。于所平地之中央,立八尺之表以县正之,以视日景,将以正四方也,于昼漏半又参诸日中之景,夜又考之极星,以北辰所居者,天之中故也。又曰:左人道之所向,右地道之所尊。言祖则宗可知,言社则稷可知。朝者义之所在,市者利之所在。于朝言面,则知市之在所背于市,言后则知朝之在所。先朝者官吏之所,会市者商贾之所,聚一夫百亩之地,然后足以容之。
臣按:匠人既曰建国,又曰营国,盖作而立之,谓建言其始也。周围而治之,以丈尺其小大谓之营,言其终也。所谓置槷者,疏家谓以水平地于四角立四柱,于四柱畔悬绳以正柱。以水望其高下,即知地之高下。然后平高就下,而地乃平,殆今世所谓水平也与。

《春秋·桓公九年》:纪季姜归于京师。
《公羊传》曰:京师者何。天子之居也。京者何大也,师者何众也,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。
臣按:谷梁传亦云京大也,师众也,言周必以众与大言之也。所谓京师者,始于此。后世因以天子所都为京师焉。

幽王太子宜臼,是谓平王。平王立,东迁于雒邑。
苏轼曰:周之失计,未有如东迁之缪也。自平王至于亡,非有大无道者也。须王之神圣,诸侯服享,然终以不振,则东迁之过也。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,田宅而已。不幸而有败,至于乞假以生可也。然终不敢议田宅。今平王举文、武、成、康之业,而大弃之,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。夏商之王,皆五六百年,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,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、厉,然至于桀、纣而后亡。其未亡也,天下宗之,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。是何也。则不鬻田宅之效也。使平王收丰镐之遗民,而脩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政,以形势临诸侯,齐、晋虽彊,未敢贰也。而秦何自霸哉。魏惠王畏秦,迁于大梁。楚昭王畏吴,迁于鄀。项襄王畏秦,迁于陈。考烈王畏秦,迁于寿春。皆不复振,有亡徵焉。东汉之末,董卓劫帝迁于长安,汉遂以亡。近世李景迁于豫章,亦亡。故曰周之失计,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。
臣按:苏轼谓迁都为周人失计,举后世迁都数君皆不复振,而有亡国之徵,是固然矣。然此盖谓衰败之馀者尔。若夫国势方兴之日,或依形势之固,或就富庶之所,或远夷狄之害,则不可专泥此说也。

《史记·货殖传》曰:昔唐人都河东,殷人都河内,周人都河南。夫三河在天下之中,若鼎足,王者所更居也。
臣按: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,有三川、河东。汉分三川为河南、河内与河东,号为三河。是三郡者皆滨河之地。故帝尧都平阳,商都亳,成王营洛邑,皆以河为运道,达于河即达于京师也。后世都汴洛者,皆由汴水入河。都长安者虽不滨河,然亦由河入
于渭。是古今建都,无有不资于河道者也。我朝都燕,咫尺瀛海,则所以通天下之食货,以足国用者莫便于海焉。盖海道以天为界,地界已尽,而人之行者不止,盖天造地设,以有待而为今日万世无穷之利者也。

秦始皇二十六年,徙天下豪杰十二万户于咸阳。
臣按:此后世起天下富民,填实京师之始。

汉初,齐人娄敬过洛阳,见汉高祖,曰:陛下都洛阳,岂欲与周室比隆哉。上曰:然。敬曰:陛下取天下与周异。周自后稷,积德累善十有馀世。至于文、武,而诸侯自归之。遂灭殷,为天子。及成王即位,周公相焉。乃营洛邑,以为此天下之中也,诸侯四方纳贡职,道里均矣,有德则易以王,无德则易以亡。故周之盛时,诸侯四夷莫不宾服。及其衰也,天下莫朝,周不能制。非唯德薄,形势弱也。今陛下起丰沛,卷蜀汉,定三秦,与项羽战荥阳、成皋之间。哭声未绝,伤者未起,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,臣窃以为不侔也。夫秦地被山带河,四塞以为固,卒然有急,百万之众可立具也。夫与人𩰚,不扼其亢,拊其背,未能制其胜也。今陛下案秦之故地,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。帝问群臣,群臣皆山东人,争言周王数百年,秦二世即亡,洛阳东有成皋,西有殽黾,倍河乡伊洛,其固亦足恃也。上问张良,良曰:洛阳虽有此固,其中小,不过数百里,田地薄,四面受敌,非用武之国也。关中左殽函,右陇蜀,沃野千里,南有巴蜀之饶,北有胡苑之利,阻三面而守,独以一面东制诸侯。诸侯安定,河、渭漕挽天下,西给京师;诸侯有变,顺流而下,足以委输。此所谓金城千里,天府之国。敬说是也。上即日,西都关中。
陆贽曰:关中,古邦畿千里之地也。王业根本,于是在焉。秦用之以倾诸侯,汉因之以定四海。盖由凭山河之形胜,宅田里之上腴。内保一方,当天下之半,可以养力俟时。外制东夏,据域中之大,可以蓄威昭德。
吕祖谦曰:娄敬建入关之策,则是至言。周公营洛邑,有德则易以王,无德则易以亡。乃战国陋儒之说,而论周秦形势,初未尝考也。丰镐本文武成康之所都,平王东迁,始以封秦尔。敬所谈秦之形势,乃周之形势也。秦汉间人多不学,但据目前言之,东周以前,全胜之周,则识之者鲜矣。群臣皆山东人,争言洛阳东有成皋,西有殽黾,倍河向洛,其固亦足恃。高帝独非山东人乎,与项羽富贵不归故乡之见异矣。
臣按:此秦以后,都长安之始。张良谓关中为用武之地,阻三面而守,独以一面东制诸侯。臣窃谓今世都燕,真所谓用武之地。比之关中,其所阻者亦有三面。而亦独以一面制天下之大,凡虞州十二,夏州九,春秋国十二,战国国七,其地皆在所临制也。较之关中,则西有巴蜀之饶,南有商邓之险,以为退步之地。燕则前之进者无穷尽,后之退者有界限焉。则是今日京师之势,大非汉、唐都关中比也。关中地被山,此则被乎太行一带之险阻。关中地带河,此之所襟带者则大海也。然汉边在北,咸阳去朔方馀千里,唐边在西,长安去吐蕃界亦几千里焉。今京都北抵居庸,东北抵古北口,西南抵紫荆关。近者百里,远者不过三百里。所谓居庸则吾之背也,紫荆则吾之吭也。据关中者将以扼中国之吭,而拊其背。都幽燕者,切近北狄,则又将恐其反扼我之吭,而拊我之背。所以防备之者,尤当深加之意焉。盖制人而不得,犹不至于失己。守己而或有所失,则其害岂但不得于人而巳哉。

高祖八年,徙齐楚大族豪杰于关中。刘敬言:匈奴河南地去长安近者七百里,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。且诸侯初起时,非齐诸田,楚昭、屈、景莫能兴。今关中少民,北近匈奴,东有强族,一旦有变,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。愿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,无事可以备胡,有变帅以东伐,此强本弱末之术也。于是尽徙昭、屈、景、怀、田氏及豪杰名家居于关中,凡十馀万口。
臣按:徙民以实京师,必使其衣食用度无不如意。亡其家之徙也,然后赖其用。不然,养生送死,力有不赡;方且忧思,怨恨之无已,日有逃亡而已,虽有之亦如无焉。何名之为实哉,必也宽之以力役,优之以恩泽,凡有征敛科赋,视诸民为减省焉。

光武元年十月,车驾入洛阳,幸南宫,遂定都。
臣按:后世建都洛阳始此。周人营洛邑以为朝会之所,非建都也。至平王始迁焉。汉高祖始亦欲都洛,后以娄敬、张良之言,都于长安。光武中兴,始于此定都焉。

诸葛亮至京口,因睹秣陵山阜,叹曰:钟山龙蟠,石城虎踞,此帝王之宅。
臣按:自古帝王之都,多在江北。江南形势之地,莫
若金陵。自孙吴都此,继以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,终于南唐,凡七代,皆偏安一隅。惟我太祖始混一天下,建都于此。盖自开辟以来,所未有也。

宋仁宗庆历二年,陕西安抚使范仲淹上言:天有九阍,帝居九重,是以王公法天设险,以安万国也。臣请陛下脩东京高城深池,军民百万,足以为九重之备。乘舆不出则圣人坐镇四海,而无烦动之劳。銮舆或出则大臣居守九重,而无回顾之忧矣。彼或谋曰:边城坚牢不可卒攻,京师坦平而可深犯。我若脩固京师,使不可犯,则伐彼之谋,而阻南牧之志矣。寇入之浅,则边垒已坚。寇入之深,则都城已固。彼请割地,我可勿许也。彼请决战,我可勿出也。进不能为患,退不能忘归。然后因而挠之,返则追之,纵有钞掠,可邀可夺,彼衰我振,未必不大胜。岂非陛下保社稷、安四海之全策哉。或曰:京师,王者之居,高城深池恐失其体。臣闻后唐末,契丹以四十万众,送石高祖入朝。而京城无备,闵帝遂亡。石晋时,叛臣张彦泽引契丹犯阙,而京城无备,少主仍陷此。皆无备而亡,何言其失体哉。臣但忧国家之患,而不暇顾其失体也。若以修筑城隍为失体,不犹愈于播迁之祸哉。
臣按:宋都于汴,去边地甚远。范仲淹当仁宗之朝,及有宋一代极盛之时。仲淹时守西边,乃建议脩筑京城,一时议者皆以为失体。臣窃以为,古之大臣忧国之心,每先事而预为之计,惟恐一旦祸机之发,有不及措手者,不以身在外而忘也。夫宋与契丹以白沟为界,相去二千里,而为之远虑者犹建议速脩京城,盖欲固根本之地,以伐外寇之谋。恐一旦无备,而蹈后唐、石晋之覆辙也。矧今京城与北虏为邻,疾驰之骑不数日可抵其境。当国者乌可不怀仲淹之忧,先天下而豫忧之哉。
以上都邑之建。臣按:秦汉以来,混一天下者都邑之地有四。偏安于一隅,及立国未百年者,不与焉。一曰长安,汉唐盛时所都也。曰洛阳,汉中兴以后所都也。曰汴梁,宋盛时所都也。曰幽燕,皇朝所都也。隋唐非不都长安,晋非不都洛阳,后梁、晋、周非不都汴梁,金、元非不都幽燕,然皆偏安不久也。固无足论与。夫邺台、金陵、钱唐诸处,古固亦有都之者矣,然皆非此四都比也。夫华夏自唐虞之世为九州,或为十二州。长安在雍州域中,洛汴皆在豫州域中。惟今日之神京,在虞世则幽州域,在禹贡则冀州域也。黄帝都幽州之涿鹿,尧舜都冀州之平阳、蒲坂。涿鹿去此仅馀百里,而平阳、蒲坂去此仅千里,盖近境也。是则秦汉以来,得国之正,绵祚之远,皆莫有如我朝。而其建都之地,自南而北,卒复黄帝尧舜之故都于七八千年之后,猗欤盛哉。洪惟国家,得中国帝王之正统,奄有黄帝以来之境土承,尧舜以来之位号。所以建极以图四方之治者,又在黄帝尧、舜之故都。则其所以继志述事,以承祖宗,垂宪作则,以贻孙谋者,乌可但巳哉。

《图书编》《论北龙帝都垣局》

北龙有燕山,即今京师也。以燕然山脉尽于此,故曰燕山。昔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招贤者,又称金台,古冀州地。舜分冀东北为幽州,故又谓之幽都。按:丘文庄浚,大学衍义补云:虞夏之时,天下分为九,冀州在中国之北,其地最广。舜分冀为幽、并、营,故幽与并、营皆冀境也。杨氏云:燕山最高,象天市,盖北干之正结。其龙发昆崙之中脉,绵亘数千里,经于阗历、瀚海,屈曲又万馀里,始至燕然山。以入中国,为燕云。复东行数百里,起天寿山乃落平洋,方广千馀里。辽东、辽西两枝,关截黄河,前绕鸭绿,后缠阴、恒、太行诸山,与海中诸岛相应。而泺河、潮河、桑乾、易河并诸无名小水,源流逦迤,界限分明。以地理法论之,其龙势之长垣局之美干,龙大尽山水,大会带黄河扆天寿,鸭绿缠其后,碣石钥其门,最合风水法度。又按:衍义补云:朱子语录:冀都,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。从云中发来,前面黄河环绕,泰山耸左为龙,华山耸右为虎,嵩山为前案,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,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。故古今建都之地,皆莫过于冀都。就朱子所谓风水之说观之,谓无风以散之,有水以界之也。冀州之中,三面距河处是为平阳、蒲坂,乃尧舜建都之地。其所分东北之境,是为幽州。太行自西来,演迤而北,绵亘魏、晋、燕、赵之境。东而极于医、无闾、重冈、叠阜,鸾凤峙而蛟龙走,所以拥护而围绕者,不知几千万里也。形势全,风气密,堪舆家所谓藏风聚气者,兹地实有之。其东一带则汪洋大海,稍北乃古碣石沦入海处,稍南则九河既道所归宿之地。浴日月而浸乾坤,所以界之者,又如此其直截而广大焉。按:此皆以风水之美言之也。若以形胜论之,则幽燕自昔称雄,左环沧海右拥太行,南襟河济北枕居庸,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,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。杨文敏谓西接太行,东临碣石,钜野亘其南,居庸控其北,势拔地以峥嵘,气摩空而崱屴。又云:燕蓟内跨中原,外控朔漠,真天下都会。桂文襄公谓形胜甲天下,扆山带海,有金汤之固。盖真定以北,至于永平,关口不下百十,而居庸、紫荆、山海、〈俱阙隘〉喜峰、古北、黄花镇、〈俱口子〉险阨尤著。会通漕运便利,天津又通海运,诚万世帝王之都。自昔之都燕者,始于召公诸侯也。金、元以来,皆不足以当其大,惟我朝得国之正,同乎尧舜拓地之广,过于汉唐功德隆盛。上足以当天心,下足以乘地气,真万世不拔之洪基。而议者乃谓都城之北,距塞不二百里,无藩篱之固,而天子自为之守。然不知今之四裔,北边为急,倏忽来去,边备须严。若畿甸去远而委守将巨,则非居重驭轻之道。故我成祖文皇帝建都于此,良谟远猷,睿意有在,岂凡愚之所能及哉。然当时未必谈及风水之说,而默契若此是。盖圣王之兴,动自合法,而天地造化,有自然相符之理耳。抑论尧、舜、禹三圣之都皆北龙,今我朝畿甸亦北龙,而形胜与风水法度,又皆远过之。宜其驾唐虞,追三代全盛,如此是固我列圣之峻德神功,鸿休盛烈为不可及。然地理之应,亦或然也。愚何幸躬逢其盛哉。北龙之次,有平阳、蒲坂、安邑,乃尧舜禹所都之地。按:朱子曰:河中地形极好,乃尧、舜、禹故都。今晋州河中府是也。左右多山,黄河绕之,嵩华列其前。又曰:河东、河北皆绕太行山,尧、舜、禹所都,皆在太行山下。又曰:上党是太行山之极高处,平阳、蒲坂山之尽头,尧舜所都也。又曰:尧都中原风水极佳。第一重太行,诸山相绕,海岛诸山亦皆相向,大河南绕,直至泰山凑海。第二重岷山,自蜀中绕出湖南,为衡庐诸山,大江自西而东,至江南入海。第三重自五岭至明越,又黑水之类自北缠绕至南海。此皆以其大形势而言之也。宋国师张子微曰:河中之地,右则西河,左则东河,前则南河。逾河而为壶口,近河而为覃怀,入河而为衡漳,三面距河,一面背山。所背恒山,相去甚远,逶迤而下,其平如砥,方广千里。夹水之外,四面皆有名山巨镇,迎送护卫,但堂局宽阔,非凡俗所能检点。若两腋无水夹截,即是水不交会,大龙如何得住。故夹身之左有小东河,右有西恒水,南有小南河。关截于内,而大河经之,龙将焉往。其他桡棹手足,得无名之水。界夹分明者,又不可以数计。但眼目难于检点,举其堂局形势,可想而知。此则以其亲切者而言之也。是故河中诚亦天地间大都会,而尧、舜、禹三圣人以道化天下,后世罕及。虽圣德巍峨,未必系于风水。然天造地设,自然默契之理,有不可诬者。但今河水为患,风水变迁,无复可都矣。盖河源于昆崙星宿海,又入地伏流,不见其派者,凡数百里。禹之所导,始于积石,初不曾穷河源也。河至于此,其势横放冲溢。外则泾、渭沮之,会于渭汭,又有伊、洛、瀍、涧、汾、黎之会于底柱,所泄惟汝、泗二流。内则淡、济内河,滹沱、恒、洚从而益之。至于九河逆,河势虽远而愈盛,故有河患,非人力之所制者。是以河决之患,三代已然,自汉、唐、宋、元及今,频年冲决。而沿河之民,沦于鱼鳖,况可都乎。

《论中龙帝都垣局》

中龙有关中,曰丰,曰镐,曰咸阳、长安,皆今陕西地,通曰关陕,古雍州也。杨氏云:关中原是太微垣。又曰:长安落在垣宿中,盖中干之尊也。其龙发于昆崙,由黑水绵络西河,横山始起祖干,转萦貊泽。自西而东,尽于雍州。宋国师张子微曰:长安之龙,起于横山,其山皆黄石,绵亘八百馀里,不生草木。及至雍州之地,泾水出安定,在雍州之西,自西而南入渭水。而北是谓渭汭。水出,鸟鼠同穴,而为雍州之西山。至泾水所属之地,则为北。惟此依山挟水,号为天府之国。又曰:秦咸阳非长安之正,以宫属渭。跨渭为飞桥复道,以象天阙道,而属阿房。如骊山温泉,又长安之枝龙也。长安之下,则有岐、梁、荆诸山为托,沣、泾、漆、沮、河水界限为卫。蔡氏曰:咸阳之地,龙合元格。左右诸山包护。此皆谓其风水之美也。若以形胜言之,则娄敬所谓披山带河,四塞为固;张良所谓左殽函右陇蜀,沃野千里,南有巴蜀之饶,北有胡苑之利,阻三面而守,独以一面东制诸侯,乃金城千里,天府之国者是也。故史称关中阻山带河,四塞之险,东有函关,西有散关,南有武关,北有萧关。东莱吕氏亦谓关中是形势之地,欲据形势,须都关中。桂文襄萼谓其山河四塞,形胜甲于天下。易曰:天险不可升,地险山川、丘陵,王公设险以守其国,惟此为然耳。故关陕之地形胜,全龙局美,王气攸萃,而文、武、周公列圣笃生。自文王都岐徙丰,武王迁镐京,成王实都于镐,以据天下形势。当西周全盛时,特往来朝诸侯于洛邑。至平王始迁都洛阳,号曰东周,则周日微弱,而雍州王气惟秦得之。盖秦先世有非子者善育马,为周孝王主马。马大蕃息,分土为附庸邑之。秦历三世,至秦仲始大。历庄襄,襄公救周有功,封为诸侯,赐以西周畿内八百里之地。秦即其地日以强盛,兼并天下,统一区宇。然无功德,肆暴虐,不足以当其王气之大。汉兴,以娄敬、张良之议,遂因其故都都之。传十二帝,历二百一十四年。其后唐又都之,传一十八帝,历二百六十九年。宋人亦尝议欲都此,而以横山未入版图,故都大梁以经营横山。盖横山当宋时诸戎所依,为戎夏必争之地,不得则不可都故耳。丘文庄浚曰:秦地披山带河,四塞以为固,所谓金城千里,天府之国,得天下之百二者也。周人初起于邠,继都丰镐,天下形势之地,盖莫有过焉者也。至平王东迁,而弃其地与秦,秦地始大。战国之世,山东之国六,而秦居其一,六者为纵,而一独为衡焉。卒能以少制众,并而有之,非独人力,盖亦地势也。自高帝用娄敬言西都关中,后世言形胜者必归焉。唐起晋阳,亦居于斯。自宋人都汴之后,王气消歇者五六百年于今矣。详究文庄兹论,各有所见。而议者乃谓漕运不便,然不知周与汉、唐各数百年,其时储积岂无其道。且禹贡著雍州厥田惟上,上史称沃壤千里,可以贮积。而秦号富强,顾所处之何如耳。大抵雍州非直形势险固,风水融聚为美已也。且其水深土厚,民性质朴,易于从化,尤为可嘉。朱子曰:岐丰之地,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,如彼其忠且厚也。秦人用之,未几而一变,其俗尚气概,先勇力,忘生轻死,悍然有招八州朝同列之气。其故何哉。诚以雍州土厚水深,其民厚重质直,无郑、卫骄惰浮靡之习。以善导之,则易兴起而笃于仁义。以猛驱之,则其强毅果敢之资,亦足以强兵力农,而成富强之业,非山东诸国所及也。后世欲为定都立国之计,诚不可不监乎此。而于导民之路,尤不可不慎其所之旨哉。言乎中龙之次,有洛阳,即周营洛之地也。前直伊阙,后据邙山,左瀍右涧,洛水贯其中,以象河汉,此紫微垣局也。张子微曰:洛邑是飞龙格势,脚手本自分明,迎送却从外假合。凡大地迎送,皆取诸外而不取诸身。所谓本身脚手,一屈曲萦回辄五六十里,或七八十里。故人不见其为手足,况远外迎送,其得见乎。此其平夷之地,一望无际,惟审其水源,而后识之也。然洛居天下之中,为大龙之腹,四望平夷。近则熊耳居其右,西京在其左。取诸远则上洛在其西,太华在其东,终南惇物在于北,内方则在河南。周公所以取制天下之中,犹腹为人身都会之所也。以水而言,则洛水自西而经其前,瀍涧界其东,汾绕其后,伊水陈其面,最合风水法度。但以形胜论之,则平夷无险,四面受敌。故周营洛邑,特以宅中图治,道里适均之故,乃于此朝会诸侯,非建都也。按:大学衍义,陈大猷曰:成王实都镐京,特往来朝诸侯、祀清庙于洛。故镐京谓之宗周,以其为天下所宗也。洛邑谓之成周,以周道成于此也。洛邑天下之至中,丰镐天下之至险。成王于洛邑定鼎,以朝诸侯,所以承天地中和之气,宅中以莅四海,其示天下也。公于镐京定都,以壮基本,所以据天下形势,居上游以制六合,其虑天下也。远诚哉言也。后平王徙都干洛,则周室日衰,驯至不可为矣。汉初高帝亦欲都洛,以娄敬、张良之言,都于关中。光武中兴,始于洛阳建都,谓之东都。洛阳即周都,有诸水在后,地方之备差完,颇为可取。然皆平洋无蔽,有德易以王,无德易以亡,不可不思也。故东周都洛,而能延数百年之久者,诚以文、武之德,民不忍忘故耳。《温公历年图》曰:周自平王东迁,日以衰微。至于战国,又分而为二。其土地人民,不足以比强国之大夫。然天下犹尊事以为共主,绵绵然久而不绝,其故何哉。文、武之德,植本固而发源深也。不然,以区区数邑,处于七暴国之间,一日不可存,况于数百年乎。此确论也。
中龙之又其次者,有汴梁。其龙自熊耳至此,坦平万里,大河在其北,淮河在其南,亦天苑垣也。五代、梁、晋汉、周皆都于此,而年代不永。宋都之,传九帝,历一百六十七年,而南迁临安。是时,汴在河之南,犹差可取。今河水冲决,而在于河之北,无复当时风水形胜耳。

《论南龙帝都垣局》

南龙有金陵,即今之南畿,我太祖高皇帝建都之地也。战国楚威王时,以其地有王气,埋金以镇之,故称金陵。汉改曰秣陵,吴曰建业,晋曰建康。其形势向背,与洛阳同。廖氏云:建康形势,洛阳同王气。古云钟,盖紫微垣局南干之尽也。苏伯衡谓刘迪简云金陵地脉,自东南愬长江而西数百里而止。其止也,蜿蜒磅礡,既翕复张,中脊而下降为平衍,所谓土中于是乎。在西为鸡笼、覆舟诸山,又西为石头城。而钟山峙其东,大江回抱秦淮,元武湖左右映带,两淮诸山合沓内向,若委玉帛而朝焉。诸葛孔明谓钟山龙蟠,石城虎踞,真帝王之都。昔始皇见金陵有王气,东游以压之。其后三国吴都之,传四世。东晋又都之,传十一世,历百馀年。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南唐皆都之,而年代不永。盖以其虽合垣局,而垣气多泄故耳。杨筠松云:长江环外有三结垣前,水中列垣,中已是帝王都,只是垣城气多泄是也。若以形胜论之,则江限南北,古今恃为天险。朱子曰:东南论都,必要都建康者,以建康正诸方水道所凑,一望则诸要会地都在面前,有相应处。刘诚意伯谓襟带长江,势甚险固。桂文襄谓金陵江北则有徐、颍二州,地跨中原,瓜连数省,并称雄镇,为藩篱有控扼之势。江南则有安庆当长江委流,西控全楚,为江表门户。按:诸君子所论形胜,是诚英雄用武之地,可以驾驭四方,号令天下而兴王业者。我太祖高皇帝以之定鼎,良有见也。但以地理家言之,虽合紫微垣局,奈垣气多泄。故成祖文皇帝再建燕京,为万世不拔之基,岂偶然哉。盖天眷我明,故二祖动即合法,而初非有意于地理之说耳。
南龙之次,有临安。其龙脉自天目山分入钱塘,而海门有龙、赭二山在其中。郭景纯记云:天目山前两乳长,龙飞凤舞到钱塘。海门一点巽峰起,五百年间出帝王。经云:海门环合似天市,天目天池生侍卫。万里飞来垣外挹,海外诸峰补垣气。廖氏云:大江以南,天目峙海门,似天市,故临安亦天市垣耳。若以形胜论之,则僻处一隅。朱子谓如入屋角房中,坐视外面,殊不相应。宋高宗南迁,建都于此。其卜相京畿国师,吾邑傅公伯通也。有临安行在表,谓其地只可驻跸,不宜建都,不过偏安之地,且主奸相,弄权武臣多咎。后宋竟未能恢复,而奸相如秦桧、贾似道诸人,皆操弄国柄,武臣多不善其终。果符傅公之言。